不要分两股流，而是百舸争流，让每一个学校都是一股流，

从市场角度来讲是分层满足市场需求　

教育部近日明确改革方向：国家普通高校中将有一半面临转型，这意味着600多所高校将转向职业教育。

“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2014年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他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

2014年伊始，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常务会议上，职业教育就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李克强在会上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战略举措。

会上确定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五大任务措施，包括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等等。

新政策推动下，职业教育的春天是否来了？技能型高考模式是否会给高职院校撕掉“次等教育”标签的机会？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也属于蓝领阶层，但学生能在学校学到硬本领，毕业后的收入不比白领阶层低，自然就有人愿意上职高，不会出现和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比例失调的情况。”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陆亭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职业教育的前两次春天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前50年，职业教育曾经有过两次发展高峰。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8年。

在1965年，全国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包括中专、技校、农业中学、半工半读学校，加起来达到6万多所，在校生499.5万，当年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已经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的53％。

“文革”十年，职业教育受到了很大破坏，技工学校、农业中学和半工半读学校绝大部分停办。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到教育事业的计划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比例。1980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批转各地试行《关于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报告》，原有的技工学校得到恢复和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上海一下子开了很多宾馆，需要招收大量服务员，但招收的服务员没有专业技能，宾馆又拿不到分配的名额和指标，于是就自己办起职业高中，这些人不在计划内。后来这种类型的职业高中迅速发展，到1985年数量就很庞大了，中职和高职也是在1985年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介绍，“那个时候，是新中国历史上职教的第二个春天。”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文件指出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力争在五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扭转目前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储朝晖说，“就是上述硬性指标要求，使得后来的两类高中报考的发展状况形成相互交替的曲线发展，很多学生并不想上职业学校，但政策要求各个地方要保证职业教育的百分比，这里面有不少问题。到1999年高校扩招，职业教育就开始整体滑落。大家都想上大学，即便降低职业类学校的分数，效果也不好。”

让学校自己在市场上找活路

虽然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后，我国职业教育宣布已初步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投资体制，但实际操作中，政府依然是主导力量。

2002、2004、2005三年，由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批准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两个职业教育专门决定。200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除战略重视外，在财政上的支持力度并不为业内人士认可。

我国教育投资分财政性和非财政性两大部分，财政性教育投资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多少可以直接反映政府对某类教育事业的支持程度，而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又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通过对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分析，可以了解我国职业教育财政投资状况。

2000~2004年，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总额由2085.68亿元逐年上升至4027.82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7.88％，但中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教育经费在2000年是172.79亿元，2004年为247.8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44%。

另一个导致经济问题的因素是职校扩招。中等职业学校2000年招生408．3万人，至2005年招生已扩大到656万人，在校生突破1600万人，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均创历史新高；高等职业学校2004年的在校生已达到595万人，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44．7％。当时，相对缓慢增长的财政性经费不能满足规模职业教育扩张的要求。

此外，教师的质量是决定学校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但职业学校不仅要有好的教师，还要有好的设备，学校经常性开支特别注重教学设施、实训基地的投入，在造成一定浪费资源的同时，由于教师方面投入的问题更导致办学质量较普通高校相差甚远。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府对职业学校的重视方式有些不对。一直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不让他在地上自己摸爬滚打，慢慢使他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储朝晖说。

时至今日，政府对职业教育包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现象依然存在。就高等职业学校而言，部分学校由行业管理，部分学校由中央、省、中心城市政府管理；而中等职业学校里，职业高中因由普通中学改建而来，仍由教育局管理，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由行业或企业管理。在这种“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导致职校管理出现了诸多越位、缺位的问题。

“要想借当下的时机把职业教育做好，政府就要放权，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建立基本规则，让学校自主发挥，自己在市场上找活路，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大方向。”储朝晖说。

复制德国“双元制”模式是否可行

鲁昕在3月22日的讲话中，针对灵活办学体制的具体流程是这样表述的：“首先要对这类学校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结构和分配机制都发生变化。学校院系主任可以做教师，可以做教授，也可以到企业做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校长可以做校长，同时也可以到企业做CEO。这个体系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通过。”

鲁昕同时透露,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目前，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共1200所左右，鲁昕表示，这就意味着有50%的学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

“我们最近已经成立了联盟，已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鲁昕说。

马陆亭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现在说的发展应用技术类大学，实际上就是参照国外应用科学大学的模式。”

职教发展中举世闻名的就是德国“双元制”。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介绍，上世纪80年代，德国人曾向中国推销过“双元制”教育，我国当时也很欢迎，但那时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够，对技术工人需求有限，最后职业教育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普及开来。如今，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使得借鉴“双元制”的呼声再次响起。

“‘双元制’教育最典型的形式是学校与企业签订协议，学生一周有2~3天在学校上文化理论课，其余时间到企业接受训练，文化理论课的内容与企业训练挂钩，针对性很强。也有跨企业的培训中心，学生在那里可以接受系统全面的实际训练。在德国，联邦政府法律规定企业的员工数如果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承担职业教育的责任，必须拿出一定资源，提供车间和师傅，为职业学校的学生提供培训岗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是在为自己培养人才，而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义务。我们应该完善职业教育法，也要以法律形式让企业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让他们参与进来。”陈洪捷说。

陈洪捷建议，“中小企业是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双元制’教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的情况也是中小企业很多，但它们一般没有足够的能力培训人才。我们可以首先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行‘双元制’，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等途径，鼓励更多企业参与进来，慢慢发动中小企业参与。我认为这是可行的。”

而马陆亭认为在中国复制德国的“双元制”会遇到困难。“在德国，有上千年历史的行会组织权力很大，而他们的工业化行业体系也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所以德国行业有能力保障‘双元制’的实施，但来中国会水土不服，我们行业的力量没那么大，起不了关键作用。”

建立畅通的“立交桥”

马陆亭建议学习德国高等专业学院和瑞士的应用科学大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职业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博士都是衔接的。

在德国教育的学制图中，1~4年级为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形式多样，各州不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是，经过两年定向阶段(独立于或在各类中学之中)，学生要分流到三类中学：普通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普通中学(5~9年级)的毕业生通过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实科中学(5~10年级)毕业生通过高级专科学校等全日制职业教育的培训，成为中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文理中学(第一阶段5~10年级，第二阶段11~13年级)毕业生具备进入高等学校的当然资格。各类学校之间的“立交桥”也是相通的。

德国的高等专业学院是职业应用性高等学校，注重培养实际应用型人才。高等专业学院与企业界有更紧密的关系，其教授除学术资格外一般还需要至少5年的非学校实际工作经验。

“老师就是企业做技术工作的职工，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与实践结合得更紧密。德国为什么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因为德国很讲究实体经济，它的实体经济与庞大的教育队伍分不开。从中职、高职到大学，合力支撑着整个德国的制造业体系。”马陆亭说。

瑞士的职业教育有更浓厚的传统特点。据马陆亭介绍，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实行分流，其中70%左右的学生选择上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教育一直保持着“双元制”的基本模式，且在企业师傅带徒弟的环节占据2/3以上的时间，有力保证了教育的实用和有效性。

“如果职校生有更高的追求怎么办？瑞士的做法是，在职业教育基本联邦证书之上，再增设高级联邦证书，并架构与应用科学大学之间的通道。”马陆亭说。

学生过早分流在我国一直存在争议，那是因为我国的教育体系一直以高考这座“独木桥”为成功路径的主要评价标准，而德、瑞等国家早就建设了“立交桥”，让早期选择“错了”的人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和出口。

在台湾地区，高等教育中回流教育的比例很高，高等学校一般都接受大量回流教育的学生。回流教育学生一般是早期的高职、专科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回来读专科和大学，有些还在大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如国立台南师范学院，正规生3000多人，进修生2000多人，学校40%的经费来自自筹。当然，名牌普通大学比例没有这么高。

担心分类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职业教育地位

对于高招分类的新政策，也有一些高职院校表示担心：如此“泾渭分明”的“分割”，可能会进一步弱化职业教育的地位。广东职业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劳汉生说，此次改革的核心词是分类招考、注册入学，让人感觉有点歧视高职的思想。高职首先是高等性，其次才是职业性，分开两者从长远发展看或将有损高职的地位。

“将高校分成两股流：职业技能型和普通高等院校，从原理上看，是符合职业和市场需求多样化原理的，但是从过去历年情况来看，这种分法的可操作性还存在一些问题。实际上，应该把招生的自主权还给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是一股流，这个学校在社会当中的定位是什么样的，自主会形成影响力。现在将它强制定位，即使在一个学校，不同专业有的是职业类，有的是学术类，甚至一个专业不同方向也可能属于两种类型，怎么切？硬分会导致学校出现混乱。”储朝晖说，“两年前就讲过分类高考的提法，但各个高校的反应就是怕被分到职业教育那一块，学生家长也不愿意分。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不要分两股流，而是百舸争流，让每一个学校都是一股流，从市场角度来讲是分层满足市场需求。”

教育学者熊丙奇也撰文表示，应该实行学校自主招生，他认为分类高考未必就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甚至可能进一步降低职业教育的地位。

储朝晖认为，职业教育院校应该向自主招生的趋势发展，这个自主招生不同于2009年广东等地试点的自主招生，而是彻底的完全的自主招生，目的是实现学校和学生双向自主选择。

“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们一直实行的总分制不太科学。台湾的办法是，学生把自己的材料都报到网上，自己填志愿学校，一般是可以选50个学校，每个学校可以选5~6个专业，不分批次，这样学校之间才平等，学校收到这些材料后从中挑学生，预分派，就是预录取，在网上公布后，学生知道自己被多少个学校预录取了，这时候学生在这些学校中再选择并确认，确认后就等于跟学校签了协议，没确认的自然就空出来了，别人就可以选，这就是双向自主招生。”储朝晖介绍说。